解決留守兒童問題須過“陪伴”這一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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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小時候也曾是留守兒童,不過那個年代和現在不一樣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非常關注留守兒童問題。童年時,由于父母在外地工作,袁晨野在農村跟著姥姥生活。

  袁晨野在調研時發現,大部分留守兒童不僅僅缺乏物質的東西,更多是缺少陪伴。“從他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,這些孩子內心很敏感”。

  2020年年底,國家有關部門公布我國不滿16周歲的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為902萬人。其中,由(外)祖父母監護的有805萬人,占89.3%;由親戚朋友監護的30萬人,占3.3%;一方外出務工,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31萬人,占3.4%;還有36萬農村留守兒童無人監護,占4%。

  全國政協委員、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王名長期關注留守兒童問題。他發現,留守兒童現象不僅僅是經濟問題。事實上,有的年輕父母并不是非要外出打工不可,有些人是單純為了逃避農村生活,就把孩子留給老人。

  “有一部分留守兒童并不是貧困所致,是他們父母自私造成的。”王名在調研中發現,有些年輕父母的家庭責任觀念非常淡薄,很多人不愿意待在農村。

  全國人大代表、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教授孫曉梅建議,在小學、中學和大學設立家庭學科,提高人們的家庭意識和家庭管理能力。

  其實,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父母開始意識到陪伴的重要性。全國人大代表、山西省農科院研究員姚建民常年在田間地頭,他觀察到農村的留守兒童正在變少,不少孩子都隨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生活。

  張大龍是四川公益組織“愛有戲”的資深社工,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,留守兒童很難從父母那里獲得有效的引導。因此,社會組織在介入的時候,可以從更多維度考慮這一問題,比如可以開展鄉村閱讀教育之類的活動。

  “有時候解決留守兒童問題,不是錢的事情,這些孩子更需要陪伴。”張大龍說。

  全國人大代表鐵飛燕也長期關注留守兒童問題。她特別看重政府在解決這個問題中發揮的作用。鐵飛燕建議,不妨為留守兒童建立成長檔案,包括居住環境、監護人、家庭收入、學習情況、個性表現等,給留守兒童狀況“畫像”。然后,把這些精準的數據開放給社會組織。

  “有了精準的數據,社會組織就可以實現精準幫扶。”她說。

  當被問及共青團基層組織該如何做時,鐵飛燕說:“不一定要有政策才做,一些人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‘等、靠、要’,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需要吸納社工一起參與,實現社會的共治。”

  王名建議,政府是兒童福利政策的制定者,要確保兒童的基本福利特別是安全、受教育權得到保障。他表示,也可以讓社會組織招聘村民來為留守兒童服務,但前提是要進行培訓,服務過程中需要接受第三方評估。

  “目前,我國保障兒童相關權益的制度安排散見于憲法、未成年人保護法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,兒童社會政策碎片化,這使得貧困地區需要建立職能部門與社會組織聯席會議來解決問題,但這終究只是一種基層行為,不能常態化、固定化。”王名呼吁,如果能頒布兒童福利法,就可以規范和健全現有法律法規,更有利于留守兒童問題的解決。(章正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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